也永遠忘不了，在沒有開空調的北京自然之友協會的辦公室裏，會長梁從誡教授指著掛在牆上的地圖有點著急地向我說著：「最近這些年，中國大陸的天然原始林覆蓋比例不斷下降，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六左右……」
自然之友成立於1994年，是中國第一個非政府的環保組織，也是志願者最多，影響力也最大的純民間團體。
創始人梁從誡教授是一位歷史學者，當他從教職退休時，選擇環保運動，作為一項志業來貢獻自己的餘生，他曾回答好奇的媒體記者，為什麼會從一個搞人文歷史的人而關注起環境：「這是一件對國家、對同胞，和我家庭的未來，極端重要卻被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忽視的事情，基於公民的責任感，我就與朋友們想，我們這些老百姓能不能在環境的改善上做一點事情呢？」他認為環境保護生態保育不能只是政府的行為或法律規範，若是沒有廣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進而願意行動來參與，保護常常會流於口號及書面文件，而不能落實，更難以堅持下去。
因此，自然之友以環境教育為主要宗旨，透過演講、研討會以及教師培訓班等方式來散播綠色種子，以觀鳥、植樹、青年人的野營活動……等等來接觸到各個不同地區不同興趣的民眾。他們更善用大眾媒體，從生態破壞事件的報導，到倡議全國性的保育運動，從遏止不當的森林砍伐、地方企業或政府違反環保法規的事件，乃至於保護滇金絲猴、藏羚羊……等等，有了傳播媒體的幫忙，自然之友的活動與主張，才能迅速且有效的對社會產生影響力，更難得的是，自然之友與這些傳媒界的記者，從忠實的盟友，變成生活上的朋友，也成為併肩作戰的好伙伴。
自從1998年認識梁會長之後，北京的自然之友與台灣的荒野保護協會，彼此有非常密切的交流，也藉由梁會長的協助，荒野認識了大陸許多綠色環保團體，在這十多年中，彼此有許多觀摩互訪的機會。
梁會長幾次以不同目的到台灣演講，一定會抽空與荒野的朋友聚聚，有時候我們會帶梁會長到一些屬於荒野的私人景點，有時候會請他到我們的志工訓練營隊與伙伴們聊聊天，有時候我也會請他到我家裏吃個便飯聊聊天。荒野伙伴到北京時，他也會安排一些演講或座談，讓我們與北京的NGO朋友見見面、分享一下彼此的經驗。若還有時間，也會到梁會長的家裏喝茶聊天。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一個純民間的公民運動團體的發展很不容易，幸虧梁會長的睿智，才能突破種種禁忌，建立出新典範，也由於他的努力，使得中國的中央政府對生態問題更重視，同時他能以一個志願者組織的方式發展，也鼓勵了很多有志之士相繼成立各種民間組織。這十多年來，中國的民間組織從零發展到數十萬個團體，單單在北京，就有數十個有關環境保護的團體。做為一個先驅者，他的貢獻如他的家族一樣，會在歷史上留下一頁記錄。
梁會長有一個非常出名的祖父，梁啟超；有一個曾在五０年代為了保護北京古城犯顏直諫的父親，梁思成；有一個在台灣非常出名的才女母親，林徽音。這些著名的家族名氣當然給了他某些聲望，但是令我佩服的是，他總把注意力集中在環境問題的本身，他再三述說的總是其他志願者的貢獻，他從不突顯自己、不表彰自已的低調作風，在現今的社會，是非常難得的特質，我認為這正是一個以公民運動為職志的團體得以發展的關鍵因素。
我還特別敬佩梁會長強烈的慈悲心與深刻的反省力，我認為他還是一位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他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去可可西里援助守護藏羚羊的勇士，他可以在媒體上痛斥地方官員不顧環保只搞經濟建設，可是當他到了蒙古草原，看到當地窮苦老百姓在挖著髮菜時，他卻沉默了：「在溫飽尚無著落的人面前談環保，簡直是一種犯罪！」
他在談到環境保護時，總會顧及到現實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因此不是基本教義派般地反對所有的開發，而是思考到底要如何開發的問題。他也不斷地反省：「當我們一面享受著五星級賓館的招待，在擺放著高級木質傢俱的會議室裏高談濶論的時候，保護森林、保護生態的口號是不是多少有點虛偽？」
他也察覺到，如果在地的民眾自己不珍視自已的傳統與環境，缺乏保護的使命感與自豪感，沒有發自內心的行動意願和自覺參與，同時如果也找不到傳統生活與現在生活的契合點，那麼「外面來的人」所要求的保護，最多將流於形式，沒法長期持續。
中國大陸的環境問題如今正面臨歷史上最嚴重的關鍵時刻，因為在這片土地上，人口從來沒有這麼多，因此自然資源的人均使用壓力非常大；經濟活動的規模也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大；科技進步使得影響和破壞環境的能力也從來沒有這麼強；再加上，這麼多民眾表現出來的發財和享樂的消費慾望也從來沒有這麼龐大過。在這樣壓力下，以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能承受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能夠感受到梁教授的著急，也看到自然之友以及許許多多被他所感動與啟發的朋友，都能秉持著他的志業持續在努力，相信梁教授應該可以安然卸下他的棒子，在天之靈繼續護祐自然之友以及所有在環境運動中前行的伙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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