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環宇廣播電台主持2個節目，其中「人與土地」是訪問來自全國各鄉鎮為我們生活環境與土地默默努力與耕耘的人，另外「讓陽光灑在心上」內容就比較輕鬆，談生活、談閱讀、談教養…等等，2013年起每個月第四周邀請東華大學須文蔚教授介紹古今中外偉大的情書，這或許也是在這寫信的藝術即寫消逝之前的臨別憑弔吧？
元月份談到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赫然發現這個自許為全中國青年導師的魯迅，在他一貫的尖刻辛辣的批判文章中，竟然也寫出那麼柔軟，甚至調皮的情書，有一封信中他寫著：「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
看著看著也想起美國無政府主義者艾瑪古德曼的一段故事。古德曼喜歡跳舞，然而在那些刻苦如清教徒一般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們看來，跳舞卻是輕浮無聊的愚蠢行為。他們對她說：「跳舞並不是適合革命家做的事」，而古德曼回答說：「如果不能跳舞的話，我就不要你們所謂的革命了。」
為什麼這兩段話會引起我很深的感觸，原因是幾個月前搭高鐵時的遭遇。當時要到高雄演講，因為是平常日又是非尖峰時刻的直達車，所以車內的乘客並不多。坐在走道另一端的年輕人朝我看了一陣子，似乎鼓起勇氣般的過來詢問：「請問你是李偉文嗎？」然後就坐在我旁邊，請教我一些問題。
對話主題大致來講，他是有點困惑，為什麼我可以那麼快樂？在面對台灣那麼多不公不義的事情，那麼多令人傷心難過的環境災難──為什麼你不生氣？
其實我知道那位年輕人，正如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對於像我這樣的大人是不滿的，就像當年我還在當荒野保護協會當理事長時，有時候在環境議題緊急關頭，那些憤怒青年看到我還在寫一些有關藝術、音樂、生活雜感的文章，狠狠地批評「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為什麼我不生氣？
一方面是因為個性關係，再加上我也不擅長罵人，多年來我的習慣是，若我幫得上忙就直接去做了，幫不上忙，但想得出具體可行的建議，那就會想辦法把意見傳遞到使得上力的人；若幫不上忙又想不出好方法，我就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去批評。
而且即便當年我站在環境運動第一線時，我也盡量不要把抗議對象妖魔化，而是讓他們有機會說出想法以及顧慮到他們的立場，不會以『我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這種思維方式，而是鼓勵對方能做出一些正確的事，達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協議，即便再小再微不足道。我認為只要在阻力最小的地方踏出一步，造成一些變化，就有機會引出下一步，然後一步步往前。
這些年來我也深深體會到，企業或政府部門並不是單一對象單一思維，在這些機構裏面也是有各種聲音，各種不同意見，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好的人與好的行為，讓那些聲音可以在他們單位裏取得更大的影響力，變成主流意見，甚至形成新的決策，產生改變。這從『彫堡內突破』的方式，不只是對企業有效，對個人而言，這種從內而發的改變，才是真正的力量與真正的改變。
環境運動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基本上已經是一種普世價值，也就是人人知道，人人同意的價值觀。但是，這也是環境運動現在面對最大的挑戰與瓶頸：「你如何去不斷告訴別人一個他早已同意的觀念呢？」
環境運動的關鍵已不在於民眾知不知道，同不同意，而是民眾願不願意改變生活，願意付出代價？
我也深深體會到，環境運動的真正敵人是我們自已，是我們內心的貪婪，為了物質享受捨不得改變生活方式；是我們的懶惰，只想抄捷徑搶短線，找最容易的路走；是我們偏狹的心，無法彎下腰傾聽大地的心，傾聽別人的心，不願更寬容更柔軟地看待所有不同的意見。
我所信仰的社會運動是一種長期的實踐過程，不是以為自己有能力去改變誰，去指導誰，而是願意先從自己的改變做起。
或許這是段漫長寂寞的過程，但是我相信唯有這種發自每個人內心的改變力量，才是環境運動成功的機會。
我常以佛洛姆在「人類希望」一書中的一段話來警惕自已：「我們不是變得更強就是更弱，不是更聰明就是更愚蠢，不是更勇敢就是更懦弱。每一秒鐘都是做決定的時刻……每一個愛的行為，認知的行為和同情的行為，都是一種復活。每一個懶惰，貪婪和自私的行為，都是死亡。每一刻生存的時間都將復活與死亡置於我們面前，要我們選擇，而我們每一刻都給了答案。這個答案並不在於我們說的和想的是什麼，而在於我們怎麼生活，怎麼行為，怎麼行動。」
佛經中常提到誓願與共業。我常常覺得環境議題是共業，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脫離我們共同生活的環境而獨善其身，就算是你再有錢，再富可敵國，都無法自外於這個文明，這個地球。
共業唯有以共願來化解，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付出行動以及改變我們的生活時，現在的危機或許就是我們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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