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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有個雜誌社來採訪,記者曾問到一些我在學生時代以及參加社團的事情。我在高中到大學,可以說花在社團或學校公眾事務的時間比上課時間多(看來這十多年我當義工比看診賺錢時間多的習慣是其來有自了!)在東拉西扯的聊天中,我提到當時有同學消遣我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我卻不同意,因為我覺得我的夢想都是有方法有步驟,有現實上條件可以做得到的,怎麼可當作烏托邦呢?我認為我應該是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記者才離開診所沒多久,我要找一篇舊檔案時,看到一封很多年前寫給荒野伙伴的信件,內容就是談到理想的實現。(信件附在後面)

 

  關於浪漫的理想主義者這個名詞,攝影大師尤金史密斯曾經有個很好的詮釋。有一次記者問他:「人們稱你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你對這個稱呼作何感想?」他回答: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嘲諷憤世,並受盡挫折,所以什麼也信不過了,而當我堅持信念時,他們就稱我為浪漫主義者。」

  的確,也有許多人說我們這些年努力的是夢想,是空中樓閣。其實,一點也沒錯,我們描繪的願景,必定是空中樓閣,因為樓閣原本就該矗立在空中,我們要做的就是為這樓閣打造梯子與地基。

  夢想只是行動的起步,之後永不懈怠的努力與永不止息的奉獻熱情,才是摘取夢想之星的關鍵吧?!

 

理想的實現 1998.夏

 

  去年初,看到了專門出版兒童讀物的小魯出版社社長陳衛平先生寫的一封信(寫給他們社裏出國進修的同事),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慨)

  「理想是必須的,但實踐理想的方法卻是迂迴的、妥協的,甚至是委屈的。在古代,知識份子要為天下蒼生做點事,往往要通過忠君來實現,那個君是聖賢還是混蛋,你都得忠,不然就要革命、造反。在現代,表面上看起來多元化了,但實際上往往要透過企業化、商品化的手段來實踐一些想法。然而人海茫茫,升沈孰易,這中間難道不也是有無限委屈嗎?做出版,要與小稅吏錙銖必較、要和中盤商斤斤計較、要和媒體週旋、要和業務的貪婪挑戰,要面對製造商的因循苟且、要圖破同業唯利是圖的競爭……擁抱它們無非是為了委屈地實踐一些理念,其間並無特別矛盾之處。但每當我面向這些俗務之際,也會興起不如歸去的感慨。可是人世間本來就如此,萬法唯心,沒有修練,眼中何來淨土?現實與理想本來就該有落差的,否則我們就不必努力了,不是嗎?」

 

  其實我已經很久不敢講『理想』這兩個字,因為『說理想太沈重了!』不過,我們算是十足的『實效主義』,為了達到某些想法,所以總會想法子找到可能途徑;我也不太敢用『執著』這麼神聖的名詞,只是我知道單獨的活動不足以成事,所以總是持續做每一件值得做的事

  我不認為理直的人,氣一定得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逞英雄的人,一定是悲劇下場(所謂悲劇英雄是也),一旦成為悲劇英雄,事實上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對於一個『實效主義』者,把事情做成最重要,逞英雄、做明星、做聖人,成就一些虛名是完全沒意義的。因此,為了達到一個良善的想法,為了推動某些觀念,我們有時候也得迂迴,有時候也得妥協,因為形勢比人強,是非與真理要靠人的力量才能實現,在沒有力量的狀況下,是非與真理對現實並沒有幫助。只是,在迂迴、妥協的時候,得非常謹慎,不要失掉了我們原先的堅持與想法。

 

  史英教授在推動人本教育的過程,也曾遭遇許多挫折、許多阻力,許多會令人氣得牙癢癢的人,可是他說:「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無知的人。他們也是成長經驗不佳的人,他們在幼年沒有經過愛與尊重的環境,因此,他們會不自覺的把幼年的經驗拿來複製,因此,就這個觀點來看,他們的威權心態,他們做的所有不講理的事情,都是值得同情的。」因此,史英在對即將進入普通國中的森林小學畢業生說:「如果你們真的有信心,真的有自主性,你們就不會痛恨一個人,比較會同情他,這種同情就是關懷,就是人本主義的最重要根基。」

 

  回想到荒野這些年來伙伴們的努力與成果,大概就基於我們的信心,基於我們對人的善意與無私,雖然我們也會有挫折、也會有滿腹委屈,彼此也會有爭執,偶爾也會沮喪,但是我們總是很快就再度樂觀的、溫和的、堅定的持續付出。

  因為我們的愛與瞭解,所以我們有信心啊!

 

──李偉文 1998.夏

 

浪漫的理想主義與務實的理想主義──野榕日誌系列之41

 

              誰是荒野的接班人?

 

    這兩年多以來,不斷有許多荒野的老伙伴探詢誰會是接班人,一方面也是好意地提醒我,不管企業或組織,一個領導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找到理想的銜接幹部。

  到了這半年,伙伴們的焦慮愈來愈明顯,熟一點的會直接問我,同時我也知道有許多伙伴私底下也不斷地在討論。前些日子,還在小學的AB寶參加活動回家,劈頭就問我:「爸爸,誰是你的接班人?」看來有伙伴忍不住了,希望從AB寶那裏『探聽』一點『內線』消息。

 

  我想,伙伴們的關心是其來有自的。

  荒野成立了十二年,每三年改選一次理監事,依照人民團體組織法,社團的理事長只能連任一次。在十多年前,我因為主辦一個私人的讀書會『民生健士會』,認識了生態攝影家、作家,徐仁修 老師,也得知他的夢想,因此在十三年前開始籌備成立荒野保護協會,初期辦公室就設在我的診所,行政事務由診所的助理協助。

  荒野在1995625成立,前六年(頭二屆)由 徐仁修 老師担任理事長,我担任秘書長, 徐 老師主要負責教育訓練,我負責行政會務,後六年我担任理事長,因為荒野內部的義工團隊以及行政管理都已上軌道,所以我們就關始往外參與比較多的社會行動同時也希望讓社會更多領域能關心生態環保,因此由我代表担任了將近二十個單位的委員、理事或董事,同時,這六年徐仁修 老師主要的任務是負責海外分會的擴展,讓荒野的腳步邁向國際。

  因此,可以說自荒野籌備至今,整整十多年,幾乎都是同一批的老伙伴在負責,如今,我總算可以卸下重擔,讓另一批伙伴接力跑下去,難怪大家會關心誰是接棒者?

  這12年來,我們無時無刻不想著荒野的傳承,甚至自成立起,我們的所做所為,著眼的都是為了『百年荒野』的歷史感在努力。(包括六周年特刊的標題我訂為『我們正在寫歷史』也可以一窺我們的企圖)

 

  雖然每個人都從自己親眼所見或親身經歷感受到,小到一個臨時編組的小團隊,大至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風格或人格特質對組織的成敗有相當大的關鍵影響,但是,我總是在想,有沒有可能讓公益團體可以超脫如此的模式?讓法律賦予領導人既有的『法定權力』,甚至組織內部所訂的制度,都只是協助組織往『壽而康』的方向發展,而不會因個人好惡或判斷而導致組織『致命』的影響?

 

  我所想到的是建立『組織文化』,讓無形的文化與有形的制度彼此相輔相成,彌補彼此的疏漏與不足。

  因此,這十二年來,因為大眾的努力,的確也建立了『荒野文化』,所謂文化,簡單講就是大家具有的共同價值觀,面對困境與歧路時,大家共同選擇的處理模式與機制。

  荒野第五屆領導團隊即將在這個星期天選出,如同前四屆,我會建議一份理監事名單27位理事,以及9位常務理事,其中九位常務理事中,也依慣例有一半是留任第四屆的常務理事,另一半是新邀請擔任的伙伴。

  這九位建議的常務理事裏面,有一大半是從荒野創立起就一直担任義工的,其中最『資淺』的伙伴也在荒野待了七年以上。

  荒野在會務決策上一直是採用合議制,甚至是最高難度的共識決,同時在任何活動規劃與執行,也是採用團隊運作的方式,在這樣的荒野文化之下,我可以很放心的說,任何一位荒野伙伴,只要肯奉獻,都可以是荒野的接班人。

  因此,荒野第五屆理事長將由九位常務理事中的那一位伙伴担任我也不知道,因為,不管誰當,都會是很優秀很恰當的伙伴,這個星期天華山藝文中心會員大會中就會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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